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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武侠小说最后只剩金庸独领风骚?
2025-03-23IP属地 湖北1


ntent="t" style="text-align:center">为什么武侠小说

ntent="t" style="text-align:center">最后只剩金庸独领风骚

文 | 杨照

来源 | 《不止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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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nt="t">ntent="t">报纸与武侠


金庸的武侠小说该如何谈起?读者为什么会津津有味地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必须从小说的角度去探索和分析。

提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背景,就必须从金庸在报业的工作开始讲起。可以这么说,金庸武侠小说作品的生成,与编报、办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诞生,是因为香港报业的变化和发展,这必须从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过程及顺序来谈。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1955 年《新晚报》开始刊登《书剑恩仇录》。金庸为何开始提笔写武侠小说,这与他原先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渊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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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书剑恩仇录》(2002)

本来金庸在《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因为香港报业受到左派及右派大斗争的震荡影响,《大公报》决定扩张,于是1950 年创办了一份报刊《新晚报》。1954 年,为了刺激读者掏钱买报,时任总编辑罗孚(1921—2014)在头版上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隔日开始连载梁羽生(1924—2009)的《龙虎斗京华》,日后其集结成梁羽生第一本武侠小说。

连载《龙虎斗京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刊登武侠小说有助于增加销量。于是《龙虎斗京华》连载七个月后,接着刊登《草莽龙蛇传》,最后一篇连载结束于1955年2月。梁羽生顾不上再写连载武侠小说,在此情况下,报社当务之急就是找人承接写武侠连载小说的重任。

金庸自1952年从《大公报》转调《新晚报》,他和梁羽生两人有共同的嗜好,都喜欢下围棋,私下也经常评说武侠小说。报社的人都知道金庸很懂武侠小说,于是指派他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1955年2月5日《草莽龙蛇传》连载完结之后,2月8日金庸接着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面写《书剑恩仇录》。

对我而言,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来历非常重要。正是为了卖报纸,才开启了金庸从此后的写作生涯。他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的确确对《新晚报》的销量有很大贡献。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与香港报业、杂志业密切相关,另外,新派武侠小说与媒体也有密切的关联。

金庸曾经以笔名林欢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甚至一度在1957 年离开了报业,专心为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1953—1985年,金庸出产了七部电影剧本。1956 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直到写第三部作品《射雕英雄传》才真正开创出大名著的局面;1957—1959 年,历时两年,《射雕英雄传》一共连载八百多集,最后一集刊登在1959年5月19日这一天的《香港商报》上。

《射雕英雄传》连载一结束,隔天的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金庸——查良镛——创刊的报纸。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为报社写连载武侠小说的这段经验,金庸不会有勇气去办报。

过去写连载武侠小说刺激报纸销量的经验,让金庸确信借由武侠小说连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报业。所以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连载最后一集,5月20日《明报》创刊,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如此一来,5月19日读者看完《射雕英雄传》结尾后,5月20日就要到《明报》看《神雕侠侣》连载,利用这种方式无缝接轨,打算将《香港商报》的读者引流到他的《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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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射雕英雄传》(1994)

从此之后,金庸开始了创作生涯非常关键的历程。了解这段经历,对我们如何去读他的武侠小说,其实真的很重要。《明报》刚创刊的时候,只有三个员工,基本上是一人负责编辑部,一人负责营销部,另外一人是打杂的,整个编辑部实质上就只有金庸一人。草创时期,创办人金庸必须负责两件事情,这也是《明报》成功的关键。金庸采用香港小报(tabloid)的做法,以四开报的形式发行,根据金庸自己的说法,《明报》创办后三十天以内的报纸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曾一度悬赏以二十万港币收购任一张《明报》创刊后第一到第三十天的报纸,但仍一无所获。

《明报》四开报的形式,第一面头版主要刊载香港社会新闻或与香港有关的大事,第二版刊登小说,第三版刊载金庸《神雕侠侣》,第四版是杂文副刊。刚开始的时候,《明报》一天连载《神雕侠侣》一千一百字,一个礼拜之后增至一千二百字,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一天刊载一千六百字。报纸办了一个多月之后,金庸进行第一次调整,他知道有人会甘愿为了武侠小说买报纸,但他也知道连载武侠小说存在另一个问题,读者太容易读完连载武侠小说后就丢掉报纸,或另觅免费的途径读报。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必须另辟蹊径,让大众读者觉得购买这份报纸是值得的。

金庸做了一个决定,时至今日再回顾他此次调整,才觉得这是有道理的。金庸开始在《明报》头版开辟了社评专栏,社评的内容极为严肃,这与他过往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译的经历有关,由于他擅长写国际新闻,才能够写出严肃的时评政论。金庸开始写社评之后,《明报》就变成香港报业中非常奇特的报纸,当时香港任何左派、右派的报纸,都少有《明报》那种严肃又有深度的社评。

例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都是大型报纸。虽然大报一定会有社评,但此时都比不上《明报》社评的内容,缺乏像《明报》那样视野广泛又严肃的社评。为什么金庸创办《明报》时,香港其他报业无法企及他所写的社评?因为他结合了查良镛所写的社评,同时又有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让市井小民追着看,又可以雅俗共赏,让人觉得这是一份值得买来看看的小报。

金庸这个办报策略虽然高明,《明报》仍然经营得非常辛苦。幸好金庸有写武侠小说的本事,他极尽写作能力,在经营报业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写连载武侠小说。因此,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与他办报的历程,完全无法切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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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nt="t">ntent="t">下午写武侠,晚上写社评


《神雕侠侣》正在连载时,金庸同时写了另一本奇特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在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飞狐外传》的篇幅不长,但它的形式及写法都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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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飞狐外传》(1993)

《明报》创刊时,财务状况极为困难,金庸必须想办法把他写武侠小说的本事变成挹注《明报》财务问题的资金,于是金庸另外创办杂志《武侠与历史》,创刊之后开始连载《飞狐外传》。这本杂志以周刊形式出刊,每七天刊登一篇武侠小说,正因为如此,金庸写《飞狐外传》就跟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常熬夜写稿,大概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写,写到隔天早上,篇幅约一万字。依照《飞狐外传》的写作背景来看,不同的连载形式势必影响同一作者在写作题材上的选择。

《明报》创刊之后,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一路支撑《明报》的收支。一直到1962年5月,发生一件极为关键的事情,让他进而将社评与武侠小说转变成经营《明报》的双刃。在严肃社评与通俗武侠小说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写作基础上,《明报》以其特殊的风格渐渐稳固下来。

1962年5月,爆发了逃港潮。刚开始的时候,香港港督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拒收、遣返的应对之策,却进一步引发香港本地非常严重的大骚动。

《明报》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左右派、不抱成见的立场。借由社评,金庸为《明报》的立场定调,《明报》是最早而且是惟一敢于冲撞港英政府政策的报纸,它谴责港督残酷对待处境艰难的难民,并且站在难民的角度,派记者到第一线报道,《明报》实质上建立起第一批记者。这批记者走到最前线,如实报道难民悲惨的境况。一夕之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良心的声音,在报界的地位扶摇直上,引起读者重视,从此之后不再是小报。

即使不再是小报,《明报》的基本结构仍未改变,金庸还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从《神雕侠侣》一直到他写完《鹿鼎记》前,前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金庸一直处在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的状态。通常是下午写武侠小说,晚上撰写社评,这是他每一天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显露出社评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必有互涉(intertextuality),金庸的武侠小说必然呼应了他在时评当中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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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神雕侠侣》(1995)

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对照金庸时评里所反映出来的时势变化,才能察觉单独阅读武侠小说时那些视而未见的意涵。在时评的对应之下,金庸武侠小说的层次变得立体起来。

回顾1962—1974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时评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局?

当他晚上写时评的时候,必须面对三个显而易见的议题。首先,是香港正在快速建设和变化,累积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这其实与1962年英国港督政府调整政策,香港因此快速金融化,城市也迅速进行新的建设。倘若不对照金庸写时评的时局背景,可能无法体会到香港真正的样貌。金庸还没被《大公报》转调香港之前,长期待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当他1947年从上海抵达香港时,香港城市建设远远落后于上海,这跟我们今天的想象和理解不同。香港是在他写时评的这二十年当中,化身成为世界级的东方明珠。

其次,在香港脱胎换骨进行建设、转型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内地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他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海宁世家、大地主查家,他的父亲因此受累而被枪毙,从这一渊源上来看,金庸对这段时间的动荡必然有深刻的感触和观察。

最后,是金庸与台湾、国民党之间的纠结,这必须回溯至他的求学背景。在他以金庸这个笔名写武侠小说之前,他没有正式学历。查良镛的退学记录远超过毕业记录,他曾就读于现在政治大学的前身,也就是当时的政治干部学校,但他只在国民党的政治干部学校念了一年半的书就被退学。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对国民党心生不满。在这个背景之下,金庸既写时评,又创作武侠小说。后来,国民党视他为眼中钉,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成为禁书,他本身也被禁止踏足台湾。

从大局势来看,金庸武侠小说架构中的某些象征显而易见。例如《碧血剑》,小说主角是袁承志。明朝历史是武侠小说里的特别元素,金庸让真实的历史人物走进小说里,他从这条路数写武侠小说,以抗清儒将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为主角。

拿历史人物当作武侠小说的素材,让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故事背景,必然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随意篡改真实存在的历史。但金庸依循历史小说这条路数去撰写武侠小说,必须回溯到他小学时代的阅读经验。

他曾经说过当时读《三国演义》,全然是护卫刘备蜀汉这一方。也许很多人也有这种情感上的投射,因为《三国演义》在罗贯中笔下,本来就是有意让读者认同蜀汉,尤其是敬佩诸葛亮。所以金庸说他第一次读到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时,他就合上《三国演义》,完全无法再读下去,心情备受煎熬。蜀汉从五丈原撤退之后发生的故事,金庸是从他表哥口中得知的。金庸不能接受蜀汉竟然会最先灭亡,为此和他表哥激烈辩论,以至于他表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书上几行字指证历历,证明邓艾、钟会灭了蜀汉的历史真实,金庸才悻悻然服输,甚至流了不少眼泪。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伤痕一直都在,致使他创作武侠小说时,经常喜欢试图在武侠小说中改写历史,但如此一来,不容你否认及推翻的历史真实也就会一直徘徊在小说中。《碧血剑》小说主角袁承志即是一例,他的武功如此高强,竭尽所能去帮助闯王得天下,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抗清军、诛杀明朝崇祯皇帝。但是说到底,历史是人力无法撼动的事实。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然后崇祯上吊,接下来清兵入关,大败闯王李自成,多尔衮攻入北京,自始清朝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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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碧血剑》(2000)

金庸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以袁承志的复仇之志为铺陈。依照史实,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而遭凌迟,是故袁承志立誓辅助闯王进攻北京,以报父仇。至于他的报仇对象,想当然耳,必然是崇祯皇帝。袁崇焕服刑之惨烈,源头来自对抗金人——后来的清军入侵中原。

无论如何,清军终究还是攻进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小说家不能为了成全袁承志报父仇的志愿去改写历史真实,所以在《碧血剑》连载的当下,金庸心里有数,只能让袁承志心灰意冷草草结束小说结尾。金庸让袁承志意兴萧索之余,远征异域,选择在南方的海岛隐居。金庸刻意借由这座海岛来隐喻香港,这则隐喻含有深长意味。对照原先的连载版,以及金庸改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修订版,我们发现小说开场及结尾都做了一番修改。

连载版《碧血剑》一开场,“陕西秦岭道上一个少年书生骑了一匹白马,正在逸兴横飞的观赏风景”。连载版描写了侯朝宗在“斜阳将堕,归鸦阵阵”时的少年身影,但到了修订版,开头改为叙述浡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国王朝贡明成祖——“西南海外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金庸改写连载版本的小说开头,如此一来,就与袁承志隐居海岛的结局相呼应,并且借由让袁承志决定去海岛做化外之民的小说寓意,使象征性作用更为强烈。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的框架承袭帮派、武林的大系统,但他的确曾经发明了性质鲜明的大帮派:一个是《倚天屠龙记》中对抗元廷的明教,由于教徒行事诡秘,教派仪式、口号及教风既神秘又暧昧,与其他江湖门派格格不入,江湖中人视之为“魔”;另一个则彻彻底底的魔教,即《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用教主东方不败的口号“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去对照金庸撰写《笑傲江湖》的时间点,其深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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