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度数据看，6月，同比增长0.1%，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负增长，但连续28个月低于1%，逼近1998-2000年（35个月）；PPI同比下降3.6%，是2023年8月以来最大降幅，也是连续第33个月负增长，2012-2016年PPI曾连续54个月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要求“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上述经济数据以及政策表态均指向，物价走势偏弱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那么，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如何摆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局面？

对策一：大力提振居民消费

物价水平根本上由供求关系决定。近年来，中国的产出缺口（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额占潜在产出的比例）持续为负，表明实际产出长期低于潜在产出（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物价面临下行压力。

根据IMF中国2024年第四条磋商报告（2024年8月发布）测算，2020-2023年，中国的产出缺口分别为-4.0%、-1.1%、-2.8%、-2.0%；2024-2025年，产出缺口预计为-1.2%、-0.5%，似乎呈现出收敛态势。然而，考虑到近两年国内物价走势明显不及预期（IMF预计2024年中国GDP平减指数为0.1%，实际只有-0.7%），2024-2025年实际的产出缺口可能显著高于上述IMF的预测。

内需不足是产出缺口为负的主要原因，消费不振又是内需不足的突出症结。2020-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五年复合增速为5.5%，2025年上半年为5.2%，均大幅低于2019年的8.6%；2020-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五年复合增速为3.7%，2025年上半年升至5.0%，但仍显著低于2019年的8.0%。消费需求疲软的背后是就业收入承压、居民财富缩水、高水平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不完善等一系列制约因素。

因此，提振居民消费，是缓解供需失衡、推动物价企稳的关键。在笔者看来，以下两方面政策措施尤为重要： 

一方面，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消费。据估算，2023年中美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差别不大，但服务消费占比相差巨大，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为17.9%，远低于美国的45.8%。相比商品消费，服务消费透支效应更小，且能够吸纳更多就业。可以通过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在全国层面发行服务消费券或消费补贴（涵盖餐饮、文旅、体育、健康、家政等领域），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改善农村居民社保水平。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2021年，我国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1%，比OECD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也比OECD国家人均GDP相近时期低约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内部差距较大。建议推进社保体系改革，提高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比例，借此改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缓解消费的后顾之忧。

对策二：促进工资合理增长

工资走势也是观察物价的重要视角。理论上，工资上涨会推高生产成本，进而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反之亦然。

当前结构性失业矛盾依然突出。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但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仍达到14.5%、6.7%。迫于监管要求或经营压力，金融、地产、汽车等行业裁员和降薪现象也屡见不鲜。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8.0，连续26个月低于90。其中，就业分项指数只有71.4，逼近历史最低水平。智联招聘大数据也显示，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CIER）指数同比环比均下降，预计二季度将进一步走低。

在此背景下，工资增速明显放缓。2021年，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还达到9.7%和8.9%，但此后三年快速走低。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降至2.8%，创1982年以来新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名义同比也跌至1.7%，是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

农民工收入呈现相同特征。2024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4961元，同比增速为3.8%，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其中，占比约60%的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仅为3.5%，是2015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

面对上述趋势，笔者建议，一方面，加大稳就业政策力度。在近期公布的强化专项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社保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基础上，通过税收减免、补贴奖励等正向激励措施，鼓励头部企业、平台企业等吸纳扩大就业。同时，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深化集体协商制度等方式，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另一方面，加快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除了积极扩内需、促消费外，也要充分利用财政空间，加快推进清欠工作。比如，将更大比例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或者将符合要求的欠款纳入隐性债务置换范围，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畅通企业和居民之间的“资金循环”。

对策三：尽快稳定房地产市场

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截至2024年，新房销售面积、房企到位资金、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投资分别较历史高点下滑45.7%、46.5%、67.5%、32.1%。

在经历了两个季度左右的修复之后，今年二季度开始，房地产销售再度走弱。高频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30大中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1.4%。房地产下行从多个渠道拖累物价走势：

首先，房价持续下跌通过房租直接影响CPI增长。截至2025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同比连续39和41个月下降。伴随房价下跌，2022年二季度开始，绝大多数月份房租CPI同比均为零增长或负增长。

其次，地产投资萎缩引发建筑原材料价格下跌，制约PPI增长。6月，与建筑行业密切相关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玻璃等）PPI同比为-11.3%、-4.3%，分别是连续38、34个月负增长。

再次，地产销售下滑拖累地产后周期消费，相关消费品价格承压。2021年下半年一直到去年四季度以旧换新政策显效前，家电、家具、建材零售表现乏力。受此影响，家用器具CPI同比经历了连续28个月的负增长，直到6月才转正。

从更宏观的维度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具有系统性影响，其大幅调整对就业市场、居民收入、存量财富、消费信心等均带来负面冲击，这也对物价水平产生了普遍的下行压力。

6月13日国常会提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传递稳楼市积极信号。笔者建议，首先，全面取消一线城市限购措施，进一步降低购房成本、下调存量房贷利率，释放潜在购房需求；其次，由中央而非地方主导商品房收储（针对一二线城市为主的人口净流入城市），尽快推动一二线城市房价企稳，提振市场预期；再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缩小未落户常住人口与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差距，释放相关群体购房需求。

对策四：“反内卷”推动深层次改革

“内卷式”竞争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其典型特征便是无序价格战，结果往往导致行业盈利水平下滑、产业链上下游受损、产品质量下降、创新投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害行业发展。

“内卷式”竞争及其引发的无序价格战已经从传统行业蔓延至部分新兴产业。以汽车（新能源车）行业为例，截至6月，交通工具CPI同比连续36个月负增长，汽车制造业PPI同比连续34个月负增长；1-5月，汽车制造业利润同比降幅扩大至11.9%，是2023年4月以来新低。同时，产品和服务质量下降、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暴露。

政策层对于“内卷式”竞争高度关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初，《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发布；4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正式实施；6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完成修订。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释放强烈信号。7月18日，工信部宣布将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涵盖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

不同于2015-2018年主要针对上游行业、以行政性去产能为主的供给侧改革，本轮“反内卷”面向更多下游新兴行业（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政策重心也将从行政性去产能转向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笔者以为，清理过剩产能固然重要，但引发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财税体制和地方考核体系。如果本轮“反内卷”能够“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政策层逐步转变对供给侧的路径依赖，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当然也会对中国摆脱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