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论丛》中，“自知”这一主题可谓俯拾皆是。《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中收录的同名文章，就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一主题。这篇文章开篇以朋友和敌人引入讨论，这组关系在《道德论丛》中相当常见，如中译本收录的“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论广结良缘”等篇目均有所涉及。紧接着，普鲁塔克引用了色诺芬的话，点出了该篇的核心论点：“真正有理智的人，即便是从敌人那里，也应当学会收获益处。”（132页）普鲁塔克为这一论点提供的第一条论证是：“对于那些警觉、谨慎的人而言，敌人最具害处的地方，反而能成为最大的益处。”（134页）这条论证就集中体现了前文谈到的普鲁塔克希望督促读者“用自知取代自爱”的用意。由于直言不讳的真朋友相当稀有，因此敌人反而显得非常宝贵。敌人会最敏锐地盯着我们的错误，不放过任何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为了避免受到敌人的致命一击，我们必须“收敛情感”，改掉自鸣得意的习惯，不断反思自己可能犯下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更加端正”（135-136页）。所谓“收敛情感”，就是去除掉自己身上的自爱，警惕虚荣和卖弄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自我反思错误和缺点，就是学会“认识你自己”。这番操练之后得到的成果，即端正品行，培养美德。普鲁塔克希望引导读者，通过经历这一过程，先从自爱迈向自知，再从自知通向美德。
除了警惕敌人发现我们的缺点，普鲁塔克提到的从敌人身上获益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见到敌人身上的不足之处，来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缺点。普鲁塔克引用了柏拉图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当柏拉图见到品行不端的人时，他会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139页）无独有偶，根据《论语》中的记载，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此处普鲁塔克所引用的柏拉图之语，与孔子的后半句话不谋而合。普鲁塔克进一步说：“那些辱骂他人生活方式的人，若能立刻反省自己的生活，并调整自身，使其朝相反的方向加以矫正和改进，那么他的谩骂便能得到某种益处。”（139页）很明显，普鲁塔克此处的用意，同样是期待读者能够自我反思，实现“自知”。紧接着，普鲁塔克甚至直接引用了“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140页）。
总之，在《道德论丛》中，普鲁塔克希望引导读者尽量戒除自爱，主动寻求自知，进行自我反思，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时刻进行操练。在这些篇章中（尤其是《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中收录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现高度技术性的哲学讨论。因此，哪怕是对哲学了解不多的读者，也能相对轻松地阅读。然而，这也是普鲁塔克的这部巨著在当代哲学界（包括道德哲学领域）不太受到重视的原因。许多当代的道德哲学讨论，固然十分精细，在逻辑上也相当严密，但也往往失于过分琐碎。这种学术品味造成的后果是，道德哲学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几乎很难有所助益。
除此之外，普鲁塔克与当代道德哲学的另一处重要差别是，前者希望达成的效果是高度个人性的，并不旨在给出普遍适用的道德命题，而后者的目标则恰恰相反，始终以普遍性道德方案为鹄的。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也与普鲁塔克所采取的“用自知取代自爱”的策略密不可分。毕竟，每个人的“自知”必然是个人性的，很难（也没有必要）上升到普遍高度。然而，这种拒斥普遍性道德方案的路线，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虽然表面上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在书中试图传达给我们的古典智慧，却很可能比当代道德哲学看似精微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我们的生活实践更有帮助。近年来，哲学这门学科，乃至是广义上的人文学科，据说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存在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开始质疑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问，视之为无用之学。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普鲁塔克的道德哲学作品，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或许有相当强的借鉴性。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的译笔，整体上流畅可读。中译者多年浸淫古希腊语，语言功底过硬。本书中译本直接从古希腊文译出，相当不易。此外，译者导读的信息量也相当丰富，清楚地交代了普鲁塔克的哲学学说和后世影响。书中的中译者注尤其用心，除去一般性的文献注释外，中译者添加了许多阐发义理的注释，对读者很有启发性。例如，普鲁塔克在《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中讨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恋倾向时，中译者敏锐地指出，这篇文章的开篇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开篇及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论述完全一致，但普鲁塔克给出的处理方案却与这两位现代思想家恰好相反（152页，注释1）。不过，从学术角度看，《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的中译本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中译本缺失了普鲁塔克学界普遍通用的斯特方码（Stephanus Pagination）。这或许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面向普通读者（而非专业研究者），但也确实对希望根据中译本检索古希腊文或各种语言译本的读者造成了不便。其次，中译本中的个别术语没有采用中文学界的通用译法。例如，斯多葛学派的别称“廊下派”被译为了“柱廊学派”（293页）。又如，色诺芬的《家政论》（Oeconomicus）一书，书名被译为了《经济学》（132页），但古希腊人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学”这门学科，色诺芬在该书中讨论的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知识。但瑕不掩瑜，《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仍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能够让中文读者更多地关注到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学说。期待在不远的未来，能够有直接从古希腊文译出，且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道德论丛》中译本问世，填补古典哲学领域的这一重要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