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和持续的科学进步表明了实现“50×50”目标的可行性。在过去十年中，人口最多的3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降低了人口过早死亡率，其降低速率能够在2050年之前实现过早死亡率减半。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上，也可提前享有这些集中收益。
为了实现“50×50”目标，需要针对15类优先情况采取行动。在过早死亡率高的国家，传染病和孕产妇健康状况处于最高优先级。在所有国家的15类优先情况中，有7类是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大多数过早死亡率较低的国家实现“50×50”目标的核心。重点关注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和一级医疗机构的卫生系统建设，对于提高解决全民健康覆盖中全部15类情况的能力至关重要。将干预措施打包成19个模块（包括儿童免疫模块和预防及低成本广泛可用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模块）将有助于解决15类优先情况。采用这种集中的方法还能加强卫生系统关键领域的投资，并解决尚未被降低死亡率干预措施覆盖的主要疾病发病率问题，如精神疾病。通过两步过程可以评估其性价比：技术成本效益分析以评估如何最好地实现模块特定目标（如降低儿童死亡率或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政治评估以权衡是否投资扩大模块覆盖范围。
在许多寻求改革的国家中，财政部向卫生部一揽子预算转移的标准机制未能成功地将系统重新定位为改善健康的优先干预措施。可通过将大量且增加的预算转向用于控制15类优先情况所需的且可获取、可负担的特定药物、疫苗、诊断工具和其他商品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获取、可负担的药物通常需要四个互补的组成部分：将一般预算重新定向至特定优先药物的单项转移（补贴）、政府（或全球）集中采购、足够数量的采购以确保需要时可用以及使用和加强现有的供应链（包括公共和私人供应链）。
政府可以制订许多跨部门政策来帮助实现“50×50”目标。鉴于烟草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政府实施烟草管控政策不断提高的能力，烟草控制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政策。高烟草税至关重要（并且在中短期内对公共财政而言十分有价值），同时应辅以一系列其他有效的烟草控制政策。
重大报告相关的背景研究指出，大流行导致的死亡风险极高。对COVID-19大流行的管理及其相关结局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到COVID-19紧急阶段结束时，最终的疫苗可及性降低了但未能完全消除这种差异。国家对公共卫生疫情防控的基本要素为早期行动、隔离感染者、隔离暴露以及为隔离人员提供社会和财政支持，这是中国和日本等表现最好的国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次大流行中，在等待疫苗开发和部署的同时，落实上述疫情防控基本要素能够降低死亡率。
除了以上国家层面的行动，我们建议发展援助体系做出更大的承诺。发展援助应侧重于两大目的：第一，向资源最少的国家提供直接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其卫生系统以更好地控制疾病；第二，全球公共产品筹资，包括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和传播，预防和应对疫情，识别和宣传最佳实践以及开发和部署新型卫生技术。
为了实现上述两个目的，在15类优先情况上集中努力将最有助于实现到2050年降低50%人口过早死亡率的目标。十年前，疟疾疫苗尚未问世，且唯一可用的结核病疫苗效果不佳。截至2024年，已有两种部分成功的疟疾疫苗获得批准，三种有前景的结核病疫苗处于临床试验最终阶段。这些成功体现了广义的发展援助在资助针对15类优先情况研发新药、疫苗、诊断工具和决策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
“50×50”目标以及到2035年过早死亡率降低30%的中期里程目标仍然可以实现。最有效的途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集中资源，同时扩大筹资规模以开发和部署新型卫生技术。我们的分析表明，实现死亡率下降的目标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通常是经济增长本身收益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健康以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减轻贫困、发展经济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