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与上海的渊源，是源远流长。
导演夏淳
说中国话剧，不得不先说北京人艺，它是中国最好的剧院之一。它跟上海的渊源，也是源远流长。
1961年，北京人艺曾带着《伊索》《蔡文姬》《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名优之死》5部大戏首次展演沪上；1988年，北京人艺又尽遣主力，再以《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哗变》5台大戏惊艳上海；2012年，北京人艺第三次南下，将《知己》《原野》《窝头会馆》《我爱桃花》和《古玩》5部原创剧目送给阔别24年的上海；2024年10月，北京人艺以新一波阵容登陆海上，还是带来5部大戏：《茶馆》《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下》。
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不仅有焦菊隐，还有欧阳山尊、梅阡和夏淳这样有分量、有影响的导演。1988年，作为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团”团长的夏淳，和我有一次长谈，谈了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五出戏，既兴奋，又有点伤感，这是“人艺第一代演员的谢幕演出了”！
《天下第一楼》，年轻人写的老北京的戏
当年，《天下第一楼》作为开幕大戏亮相。说起这部戏的编剧，“这个作者很年轻，17岁去了延安插队，最近有一个电视片介绍她重返延安，受到当年的老乡的热烈欢迎。”听得出，夏淳对这位名叫何冀平的青年编剧很欣赏。
《天下第一楼》剧照（1988年）
《天下第一楼》当年6月在北京首演，南下上海还是“呼呼烫”的。这部戏写的是北京老字号烤鸭店。为了写作，何冀平连续去了全聚德、东来顺、便宜坊等老店，不单单采访，还拜师学艺上烤炉，因此她能把烤鸭师傅写得活灵活现。“她想把采访到的几个人物全写进去，可戏又容不下。她来找我，我鼓励她先写下来，巩固了她的信心。她写完后给艺委会介绍，大家听后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戏，而且给她提了个要求，希望把卢孟实这个人物提出来。”夏淳先生感慨地说，“这个人物今天能在舞台上立起来，受到大家的肯定，她花了心血。”
时任文化部高占祥副部长看完戏后说，我原以为这个作家怎么也得50岁以上，是位很有经验，而且熟悉北京的人。没想到是个年轻的女作家，很不容易。
《推销员之死》，英若诚翻译、主演可以到外国演的外国戏
《推销员之死》剧照（1983年）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作品，演遍了全世界。“我们几乎把译成中文的阿瑟·米勒的剧本全看了，发现这部戏既是好戏，又难度很大。”夏淳告诉我，“我们有个想法，演外国戏，不管是古典的还是近代的，要演他最好的作品，因此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后来阿瑟·米勒不但同意演他的剧本，并且亲自来华执导。在他来之前，剧本翻译者、主演英若诚和演员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所以阿瑟先生一来就很满意。
夏淳说，“我们演外国戏，不在化装上给演员粘上高鼻子，脸上画很重的蓝眼圈……我们以自己的体貌特征来贴近人物。这一点恰好跟阿瑟·米勒的见解相吻合。”
当时，中国人演外国戏，再要到外国演出几乎不可能。但是，《推销员之死》做到了“走出国门”。
《狗儿爷涅槃》，城里人写的农村戏
《狗儿爷涅槃》剧照（1986年）
说起《狗儿爷涅槃》的编剧刘锦云，夏淳也如数家珍：“他是正规大学生，这在我们队伍中不多见。他到农村实践过很长时间，对农村生活、农民的心态把握得比较透。”
“那么，他又是怎么到了你们院的呢？”我问。“他是自己找来的，”夏淳说，“当时我也接待他了，我跟他说，你是个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干吗上我们这里来受罪呢？剧本可不是容易写的。”他说，“我一直喜欢人艺的戏，写戏很有味道。”
“他很努力，读了很多著作，包括曹禺的、老舍的，甚至外国的；还不断地看戏，喜欢戏曲。”夏淳滔滔不绝，“《狗儿爷涅槃》这个戏他写得很快，但是酝酿这个题材、人物花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农民的问题……”
这部戏一经上演就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演了120多场。著名导演刁光覃和林兆华在导演上用了很多戏曲的手法，包括用一些新的手法写地主灵魂的出现、主角狗儿爷一些闪回的场景，但更主要的是思想揭露得比较深刻，很打动人心。
《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以及《绝对信号》的上演，成就了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中一直默默无闻的林连昆的横空出世，成为新时期话剧表演中的又一座高峰。
《哗变》，中国人演的外国人的戏
《哗变》剧照（1988年）
《哗变》，一出标准的外国戏。故事讲的是，美国战舰在大洋上遭遇风暴，如何风中求生，舰长和副舰长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副舰长“哗变”，夺了舰长的权，但是却把舰艇带出了险境。事后舰长向军事法庭控告副舰长“哗变”罪，唇枪舌战，双方在法庭上斗得“硝烟弥漫”。
作家赫尔曼·沃克将自己这部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成话剧《哗变》，上演后在纽约百老汇乃至整个欧美引起轰动。
1988年，英若诚把它翻译成中文，北京人艺邀请到美国著名艺术家、奥斯卡奖获得者查尔顿·赫斯顿导演此剧。双方成功合作，艺术地展现了军事法庭审判的完整过程。谈到查尔顿·赫斯顿，夏淳风趣地说，“导演在美国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也是舞台剧著名导演。请他担任这个戏的导演，也是因为他演过这个戏的主角，而且演了150多场，熟得不得了。”
《哗变》是外国戏，但演员基本没化装，导演要求真实，“这一点和我们的要求又吻合了，所以排起来比较顺利”。夏淳回忆道，“导演说，没想到来中国会碰上这么多有才能的演员，这么多真正投入在艺术上的演员。他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茶馆》，传承修改告慰前辈
《茶馆》剧照（1958年）
说起北京人艺的《茶馆》，几乎家喻户晓。当年在上海的演出，用《茶馆》压轴顺理成章。
“这个戏1980年到欧洲，1983年到日本，1986年到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演出，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夏淳说起这些，难掩兴奋之情，“不仅受到所到地的专家、同行、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在法国演出时，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热情地到后台找到于是之、英若诚、郑榕等演员和我，分别做了很长时间的谈话。他说，对《茶馆》已经到了‘非常喜欢的程度’。他跟我谈道：这部戏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剧本、导演以及舞美高度统一、和谐。我曾看到材料说焦先生致力于‘话剧的民族化’，不是很理解，看了戏，我理解而且赞赏，这部戏很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茶馆》创排于1958年，后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1983年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
六十年代，“有人说这个戏缺少一条红线。包括老舍先生在内都不得不考虑弥补。所以加了第二场中‘学生演讲’段落；并把时间放在‘五四’”。夏淳说：“‘文革’结束后，我们觉得这样的修改不对……加的那些语言同老舍先生的风格不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决心拿掉。”
再加上《茶馆》被国外邀请演出，三个多小时长了点，夏淳是当年和焦菊隐先生共同执导《茶馆》的导演，又是《茶馆》复排导演，他说，“我想起焦先生对这个戏的一些看法，他是对的。后来我跟主演于是之、英若诚、童超等几位商量，实现前辈的一些愿望。因此第三幕作了较大改动，戏精练了，问题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