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丝路书写已为期十年。2020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2024年又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算是完成了“一带一路”的文学拼图。十年的丝路书写，可谓历尽艰辛。因为书写历史就是与历史的交锋，甚至可以说是赌上自己所有智慧和一切展开的决战，况且是面对丝路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在关于丝路的历史纪实文学书写中，我力求做到四点。

《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基于历史，保持客观性。“纪实文学”，顾名思义，既要有“纪实性”，又要有“文学性”，讲究“实”与“虚”的统一。设若过分强调“文学”，就会导致过多抒情，过度解读，使得作品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历史价值。也就是说，客观性是纪实文学的前提、底色和本原。这就要求，我们书写的历史，原因、结果、表情和内心世界可以推演，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绝对不能虚构。连一些细节也不能出现常识性错误，如宋代的槐树只能是国槐，而不是清代引入中国的洋槐；海上运输的茶叶一般是红茶，而不是未经发酵的绿茶。我在书写《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时，做到了出场人物都有历史出处，历史事件在典籍中都能检索，港口的变迁都有考古依据。如在“南海路始发港”一节写道：“2022年初冬，我有幸到草鞋村考察，发现这个曾经繁华如梦的汉代港口城市，已经望不见波涛汹涌的南海。看来，经过2000多年的冲击，南流江已经把郡治南部10公里的区域变成了沃野。”

还原历史，体现创造性。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其实，这话是不确切的。因为史料不等于历史，由哪些史料说话，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说话，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书写者决定的。所以，历史书写者要像侦探一样，打碎已经拼好的历史拼图，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个新的图案。在创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时，我以时间为线索，由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唐朝士兵杜环引领，按照唐代马队一天70里的行进速度，将12000公里的陆上丝路换算成210天的行程，第1天是蓬莱，中间经过13个丝路古城，第210天抵达罗马。《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则以航线为线索，按照自北到南、从东到西的顺序，分别书写了15个航海枢纽的前世今生。这样一个创造性的结构设计，既避免了断代史的静态，又避免了编年史的繁琐，拥有了线索清晰、叙事顺畅、可读性强的特点。

推演历史，重视现场性。有人说，纪实文学是“非虚构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报告文学。无论这一表述是否准确，真正的纪实文学都不应该僵硬地、固化地、死板地记录历史，而是善于赋予历史以场景，给人物以表情，使书中的人物从废墟、壁画、雕塑、棺椁、史册中走出来，立起身，说起话，讲起鲜活的故事。为了书写《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我走遍了书中写到的国内7个港口城市，探访了诸多重要的历史现场，并在历史的推演中赋予了历史以现场感。如在“徐巿东渡”一节写道：“琅邪，作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是嬴政东巡的最后一站。一天，他信步登上琅邪山，捋着稀疏的胡须，眺望着无涯的大海，任海风掀起黑色的皇袍。那一刻，他说了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想了什么，后人无从猜测。我们只知道，他在琅邪滞留了三个月，下诏将3万户百姓迁到琅邪山下，免除了他们12年的赋税徭役，还组织他们在琅邪山修筑了高出山顶9米的琅邪台。”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人民文学出版社

激活历史，赋予时代性。克罗齐说过，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书写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回忆历史，复原历史，重构历史，更多地是要挖掘丝路的精神积淀，展示丝路的光明未来，让新时代的“一带一路”重新成为人类文明交汇的舞台和共同进步的火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不断地反思历史，认真地研判现实，积极地预判未来。知道这些港口城市的经验有那些，教训是什么，潜力有多大，方向在哪里。如在讲完青岛的故事之后，我思考，青岛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国际化城市，正处在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人才集聚的十字路口，该如何精准定位的问题。描述完泉州的古今辉煌，我希望这个傲立桅杆上千年的“海之子”，能捡起丢掉的海港优势，再次跳龙门、求突破、向大海，从沿江时代走向环湾时代，并最终跨入面海时代。

史料少于史实，是史学家永恒的困境，也是我这个纪实文学作者的困境；无法前往国外采风，是一般书写者的遗憾，更是我这个丝路创作人的一大缺憾。就像弯月也是一种美一样，也许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缺憾，我才更为勤勉，更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