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核：马翔宇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上世纪90年代的“徽商热”

与徽学的兴盛有关

安徽商报：您提到最初关注徽商是因20世纪90年代的“徽商热”，当时最早为何选择从电视剧《徽商》切入这一题材？影视媒介对您传递徽商精神有哪些独特优势？ 

季宇：徽商热与徽学的兴盛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徽学开始兴盛。有人把徽学与敦煌学、藏学一起并称为国内地域文化三大显学。虽然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徽学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法否认。徽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徽商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随着经商潮的兴起，徽商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当时很多影视机构和出版部门纷纷找上门来，请我写写徽商。当时这类题材非常热门。我先后写了电视连续剧《徽商》《新安家族》等，还有一些小说，很受观众和读者的欢迎。小说《新安家族》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被译成德文出版；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并获得飞天奖。影视作品受众较广，对于传播徽商精神有很大的优势。它使徽商的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认知。

安徽商报：我们留意到，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徽商形象多被丑化（如“卫朝奉”），为何选择通过文学为其“正名”？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季宇：社会观念对文学作品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重农抑商，农是本，商是末，这种观念反映到创作上，产生“卫朝奉”之类的文学形象一点也不奇怪。在明清小说和戏曲中，丑化商人，包括徽商，较为普遍。这是时代的影响所致。问题是，像“卫朝奉”这样的人和事在徽商中可能是存在的，但他们并非主流，否则就很难解释徽商这个群体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徽商曾执商界牛耳三百年之久。所谓“独步天下”“穿天洞庭遍地徽”等种种说法，可见影响之大。如果都是如“卫朝奉”这样的下三滥人物，是不可能取得这样成就的。好在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变。我在写徽商时，面临的已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故事，把这个群体的精神层面展现出来，从而使徽商的形象真正立起来。

安徽商报：徽商“贾而好儒、以义为先”的品质，这些精神如何在您的作品中具象化？

季宇：“贾而好儒、以义为先”是徽商精神的重要方面。我曾写过一篇小说《暗语》（刊于《十月》1998年2期），内容是说有一年战乱，某米店的老板带全家逃亡，将米店托付给了留守的学徒。不幸的是，老板全家在逃亡途中遇难。后来，战乱结束，这个学徒一直守着米店，直到许多年后，找到米店老板的一个仅存的女儿，将这笔财产交还给她。这个故事来自一则史料，当然经过文学加工和提炼。徽商重然诺，往往一诺千金。这样的故事在徽商中很多，不胜枚举。所谓诚信为本，我觉得这些都是徽商的优点，但还不足以概括徽商，因为这些品质其他商帮也有。徽商与其他商帮不同之处是“贾而好儒”。有人把徽商称之为儒商，也是这个道理。徽州素称“礼义之邦”，徽州商人自幼耳濡目染，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因而在经商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渗透于理念中，贯穿于经营方式中。正如朱熹所云：“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这话的意思是说，徽州商人虽是生意人，但思想和行为却有士人风范，即按照或接近士人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这正是儒商的含意所在，也是三百年来徽商的精神标识。

安徽商报：您在《新安家族》中用很大篇幅来表现“公平商权”和商人爱国这些理念，是出于何种想法?

季宇：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入侵中国，强逼清政府签订各种条约，并在经济上对中国展开疯狂掠夺。这个战场虽不见硝烟，但却更危险。晚清时，中国的商业、铁路、矿山等很多都被外国人控制了。当时就有人大声疾呼：“亡印度者，非英国之海陆军，而是英国东印度商会耳。”就是说，列强在经济上的掠夺更可怕，甚至远过于枪炮。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爱国商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努力抗争。就拿争取公平商权来说，当时叫“争利权”“争商权”。为什么要争？因为不平等啊，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中国所产的生丝、茶叶，是出口大宗，但价格不由华商说了算，而是洋商说了算。各口通商后，利权、商权全被洋商操控了。他们挟巨资，操纵市场，用极低的价格进行收购，搞得很多人破产。于是有人站出来抗争了。大家熟知的胡雪岩(也是徽商)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不让洋人压低生丝价格，广收生丝，与洋人叫板，结果在洋人的打压下，以失败而告终。

我写徽商时，找到不少这样的资料，看了很受触动。争利权争商权，说到底是求生存求发展。这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商人爱国，古已有之。有句话说得好，经商无国界，但商人有祖国。我当时就很想表现这些，这也是为了展现一代徽商的家国情怀。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我们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东西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中，由别人说了算。特别是眼下的国际形势，美西方对我们围堵，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不过，一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为争利权、争商权抗争过。我觉得这也是徽商很了不起的地方，这种精神很可贵，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和表现。

安徽商报：您提出“徽商不仅是历史概念，更是现实概念”，新老徽商最显著的共性与差异分别是什么？ 

季宇：中国十大商帮，如徽商、晋商、甬商等等，这是一种按照地域划分的概念。如今已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那个称雄于明清时期的徽商早已式微，但时代在发展，新一代的徽商已经成长起来。虽然他们与老徽商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徽商的精神而言，他们之间的脉络和传承依然有迹可循。历史上的徽商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如诚信、义利观等等，在今天的新徽商的身上依然在发扬光大。尤其是在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安徽籍的企业家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科大讯飞、奇瑞汽车等等。老徽商的精神依然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我说徽商不仅是历史概念，更是一个现实概念。

安徽商报：明末清初徽商鼎盛三百年，但近代却逐渐衰落。您认为其兴衰对当代企业家有哪些警示与启发？

季宇：关于徽商衰落原因，学术上有许多讨论。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徽商的衰落与思想保守分不开。如茶叶是徽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在“洋庄”（即出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但晚清时，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开始后来居上。它们的机制茶受到国际市场欢迎，而我们的手工茶却相形见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就提出要搞机制茶，但遭到徽商的反对，没有搞下去，结果竞争力大受影响。任何人、任何事，囿于传统，故步自封，导致其衰亡则不可避免。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值得认真反思、总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安徽商报：纪录片《安徽人在特区》记录了一批南下企业家的奋斗史，您认为地域迁徙如何重塑徽商精神的内涵？

季宇：纪录片《安徽人在特区》是一部关注新徽商的纪录片，共16集，由禹成明导演，我任撰稿。拍摄期间，剧组先后到海南、深圳、珠海等特区，采访了包括史玉柱在内的几十位身在特区打拼的安徽企业家，通过电视镜头，展现了他们在改革大潮中艰难开拓，纵横驰骋的经历和风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徽商被称作“徽骆驼”，说明他们能吃苦耐劳。当时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徽商的身影，北至蒙古、新疆，南至云贵，都有徽商。胡适说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就是个村落，徽州人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村落变成小市镇了。徽商特别具有开拓精神，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在拍片时，我最突出的感受是：时代对人的影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特区这个平台，这些成绩是很难做出的。所以说，应该感谢时代。相信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老徽商的精神定会历久弥新，而新徽商也一定会做出更大更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