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安徽宿州土豆遭哄抢、江苏徐州桃子被哄抢、广东怀集零食店遭哄抢等事件接连被网络曝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这些事件不仅让受害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暴露出在部分群体中“法不责众”这一错误观念仍根深蒂固。破除这一错误观念，是维护法治尊严、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法不责众”本质上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背离。持有这种观念的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参与违法的人数众多，法律就会网开一面，从而肆意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无论违法者数量多少，只要行为触犯法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清晰表明，“法不责众”绝不是违法者的“护身符”，更非执法者懈怠履职的借口。

“法不责众”观念危害巨大，它以“群体”为掩护，公然挑战法律的权威性与公平性，纵容个体违法，最终破坏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诚信和文明。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因“法不责众”而无法有效实施，民众对法律的信任便会崩塌，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法不责众”无法得到保障，公平正义便会被践踏，进而产生“破窗效应”，使更多人滋生侥幸心理，导致违法事件屡禁不止，形成恶性循环。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成因。

追根溯源，“法不责众”观念的存在有着复杂的成因。首先，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在广东怀集零食店被哄抢事件中，面对店主的斥责，竟有网友以“大灾之后大家都不容易”为不当行为开脱；甚至有人轻描淡写地表示“拿几包零食不算大事”；更有甚者公然炫耀：“我也抢了箱泡面，有个不知道是店员还是老板的女孩不让我走，我直接一拳过去，眼角都被我打爆了。她哭着说要报警，报警有什么用嘛？”此类言论，充分暴露了部分人对法律底线的漠视，折射出法律教育的不足。

其次，部分执法人员在处置群体性违法事件时存在畏难情绪。出于对可能引发群体矛盾的担忧，一些执法人员顾虑重重，导致执法力度不足，客观上纵容了违法行为。如安徽宿州土豆被哄抢事件中，种植户报警后，当地派出所不仅不予立案，还施压要求其删除网络曝光视频，并暗示事态扩大将影响村里和谐。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威严，反映出部分地区执法机制的不完善和执法担当的欠缺。

再者，部分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地区，基层组织在日常管理与引导工作中存在缺位，未能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面对群体性失范行为时，反应迟缓、处置乏力，无法及时制止和纠正哄抢等违法行为，为“法不责众”提供了滋生土壤。这暴露出部分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的脱节，以及基层法治建设的滞后。

破除“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需以系统思维推进法治建设，从执法、普法、信用体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

加强执法，彰显法治权威。执法部门要敢于亮剑，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对群体性违法事件做到快速响应、严格查处。健全执法责任制，对执法不力、消极履职行为严肃追责，倒逼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同时，完善执法保障机制，消除执法人员的后顾之忧，确保法律的刚性与威严得以充分彰显。

强化普法教育，厚植法治信仰。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形式，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聚焦重点人群、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普法，不断强化民众的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将法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民自觉行动。

建立完善信用体系，构建道德约束。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哄抢等违法行为纳入信用记录，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同时，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引导违法失信者改过自新，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从道德和信用层面筑牢社会治理防线。

维护社会秩序，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法律的严格执行。我们要坚决摒弃“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让法律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法治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