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后褚悦，硕博时攻读的是电化学专业，她的导师与科研团队经过十几年的攻关，研发出一种高性价比的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这种电池即便是在严苛的温度条件下，也能正常工作。

　　导师希望这项科研成果能尽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于是，到了周末或假期，褚悦就有了一个新身份——技术经理人。

　　“创新成果的诞生是‘从0到1’的过程，但只有‘从1到100’，真正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才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大跃升。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沟壑，甚至‘死亡之谷’。而技术经理人，正是帮助科研成果走出‘死亡之谷’的人。”褚悦说。

　　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怎样让领先的科技成果及早被市场了解？怎样让实验室成果实现大规模量产？怎样让成熟的成果匹配到合适的企业？连接科研与市场两端的技术经理人被列入“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目录，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尤其令人关注。

　　1.不仅仅是“科技红娘”

　　经过两年的发展，褚悦负责运营的科研成果走过小试、中试阶段，近期已送多家头部电芯企业进行技术验证。“等测评结果出来，如果反馈比较好，我们明年就会加快推进量产线的建设。”褚悦告诉记者。

　　在褚悦看来，她在技术经理人职业道路上遇到的第一道坎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科研思维和商业思维相去甚远。做研究时，我们追求产品性能的极致发挥，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要考虑材料、设备、工艺路线等实际问题。作为技术经理人，需要成为懂科技、懂市场、懂产业、懂资本、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褚悦从金融术语一点点学起，但仅靠自学显然是不够的。给予她重要帮助的是天津市技术经理人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独立技术经理人王琪。

　　王琪在成为独立技术经理人之前，曾有20年在国企研发、科研管理、战略等部门的工作经验，“技术产业化全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做过”。随着落地项目与业内口碑的积累，她成了独立技术经理人。

　　“‘技术经理人’的雏形，是改革开放之初周末做兼职，为长三角大批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中的科技人员——星期天工程师。”王琪说，20世纪90年代，技术经纪人制度逐步形成，技术经纪人培训及经纪机构陆续出现。1997年，为促进和规范技术经纪人的发展，原国家科委发布《技术经纪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并编制《全国技术经纪人培训大纲》。在当时的文件中，技术经纪人的工作被定义为“为促成他人技术交易而从事中介居间、行纪或代理”。

　　时至今日，这个群体也常常被称为“科技红娘”。

　　但在王琪看来，这个称呼与当下时代对技术经理人的需求是错位的：“‘红娘’更多是撮合，靠信息差赚钱，但对于技术经理人来说，这才刚刚是工作的开始。”

　　2022年，技术经理人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对这一职业的定义是，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从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

　　从单项任务到跟进全链条，“技术经纪人”与“技术经理人”一字之差，内涵已大不同。

　　2.初创企业最早的合伙人

　　在记者的采访中，“复杂”是描述技术经理人工作的高频词。

　　据王琪介绍，当专家学者萌生出技术转化的想法时，技术经理人便可适时加入团队。在后续环节中，技术经理人将承担一系列重要工作，包括精心规划知识产权布局、制定详尽商业策划、积极寻觅投资方与合作方、组建高效公司团队等。此后，还可能带领团队参与各类“比赛”及“路演”活动，充分展示技术优势与水平，主导合同谈判，助力企业构建完善制度体系、理顺财务流程，直至企业最终实现自我良性发展与持续“造血”功能。技术经理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个人投行”，又似“创业导师”。

　　那么，在纷繁综合的业务中，技术经理人最核心的技能又是什么呢？

　　王琪认为，是“架构”——“技术经理人应该是一个把控管理流程的人。”

　　在广东省佛山市产业研究院，记者得到了相似的回答。

　　佛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是广东省科学院的下设机构，专注于科研成果转化。在佛山产研院成立初期，院长殷红军曾带领团队调研了100多家运营状况欠佳的创业团队，最后惊奇地发现，100多家企业中仅有两家是因为科技问题而失败，“在实验室里做得很漂亮的一个结果，中试产品做不出来”。其余则是因为产品跟市场不适配、公司治理不善等原因。所以他认为，技术经理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公司建起来”。

　　在佛山产研院，技术经理人需要学会给创业团队设计公司顶层结构，包括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产品结构等。股权结构解决利益分配和责任主体划分问题，治理结构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运行效率和规范问题，产品结构解决公司生存发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协作分工的问题。

　　顶层结构设计好之后，还要解决合伙人要履行什么义务、如果没履行怎么办、如果合伙人想退出以什么方式出去等实践中反映出的普遍难题。“技术经理人就是初创企业里最早期的合伙人，要去落实公司治理结构，陪伴企业成长。”殷红军说。

　　3.技术经理人极为紧缺

　　佛山产研院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困难，是技术经理人欠缺。

　　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获得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等人所著的《硬科技2：从实验室到市场》提到，在欧洲国家，科研人员与技术经理人的配比大概是25∶1，即每100个科研人员需配备4个技术经理人。相比之下，我国技术经理人极为紧缺。

　　面对这样巨大的缺口，2024年1月，中国科协发起的“科创中国”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试点建设启动，该项目将推出一批精品技术经理人初、中、高级教材和系列课程。2024年9月，工信部火炬中心相关负责人在第五届世界技术经理人峰会上表示，支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等机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本地创新体系建设开展技术经理人培训。目前，全国已经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36家，技术经理人协会近20家。

　　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设技术转移硕士专业学位，此后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开设这类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专业的学生构成主要有四类群体：科技创业者、大中型企业技术高管、科学家合伙人（投资/创业）、技术转移服务专家。从2024年入学新生数据来看，他们平均年龄36.2岁，平均工作年限13.3年，平均管理年限8.2年。

　　不难看出，这是高端人才系统化、再提升的过程。对标的正是培养“架构师”式的技术经理人。

　　与之相对的，职业新人应如何上手呢？

　　王琪建议可以采取师带徒的方式。她介绍，天津市技术经理人发展促进会的一大公益项目，就是帮助青年科学家进行成果转化。“我们通过这些项目，吸引了一些非常有经验的技术经理人加盟，以他们为核心再辅以两三个刚入行的人组成小分队，既锻炼了新人，又构建了工作网络。”

　　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团队合作。

　　2022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成立了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以下简称“杭转中心”）。与高校、研究院所、企业的技术转化部门不同，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平台。目前已入库75万项科研成果，成功转化其中百余项。

　　刘锐是杭转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负责人，他介绍，目前团队中直接负责成果转化工作的人员有十余位，除了亲自参与成果转化之外，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中心签约的技术经理人组织起来，进行团队合作。

　　“有的技术经理人是输入型的，擅长技术的理解与把握，有的是输出型的，擅长撮合交易，对企业管理、金融资本运作等都有一定了解，大家可以组团作战。”刘锐解释，“具有独立作业能力的技术经理人当然最理想，但这样的人才数量有限。将不同能力层次或者擅长不同方向的技术经理人组合起来，共同去推动项目落地，也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方式。”

　　4.职业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刘锐坦言，杭转中心目前的签约技术经理人基本都是兼职，本职工作多为高校、科研院所的技转人员，知识产权代理等第三方服务商或者科技企业员工。这也是目前技术经理人比较主流的构成力量。

　　成为专职的技术经理人瓶颈何在？褚悦从新人的角度分析：“科研成果转化的周期很长，快的一两年，慢的5到8年都有可能。有时候一年接触很多项目，但能够进行落地的微乎其微。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新人来说是最大的障碍。”

　　“有的科研团队跟产业方联系上了，可能就会‘跳单’，技术经理人的前期工作就白费了。”刘锐说，“像我们这样专门做技术转化服务的公司如何走市场化道路，我们也在探索。”

　　刘锐建议，可以采用“分段收费”的模式，即根据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中的不同阶段，将需求方的任务进行拆分，如拟定商业化方案、提供咨询、拟定合同等，每个任务对应不同的费用，按照所做环节逐项收费。

　　近年来，江苏、安徽、上海等地都相继发布了技术经理人佣金收费标准，让技术经理人“有价可循”。比如上海《技术经纪人服务佣金收费标准指导意见》提出，提供不超过3小时的专业咨询，建议收费1000元/次；提供信息介绍，建议按照乙方收益1%~5%分成，或者面议。

　　此外，作为一项新兴职业，职业体系建设还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

　　目前，超过15个省份将技术经理人纳入职称序列，多以工程师或者研究院序列设置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四个层级。但受访者认为，目前职称评定标准有待细化，应适当提高晋升门槛，否则可能会导致行业内“鱼目混珠”。还应设置职业技术经理人准入资格，出台执业资格证书，并进行定期考核，以此来规范和维护职业技术经理人的专业性。

　　虽然这一职业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谈及未来发展，褚悦希望博士后出站后能够从事这一工作：“如果在这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能够提供一些服务和帮助，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也很幸福的事情。”

　　（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