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1054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对于北宋王朝和治下的四川而言，并没有惊天动地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就好比1587明万历十五年、1768清朝乾隆三十三年，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年份。
但历史学家在史料的梳理分析中，总能别具只眼，捕捉平淡历史中泛起的涟漪，通过对“风起青萍之末”的深入分析，总结归纳出历史变动的脉络走向，或讲述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无疑是这方面的翘楚。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的黄博新书《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进一步丰富了这种题材的历史创作。
作者在书的楔子《谣言年代》起首写道：“这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与覆灭的王朝。”这为本书定下了基调，大宋的政治走向一直处在谣言的包围之中。其实，和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政权的过程类似，与政治相关的所谓谣言充斥中国历史。唐朝尊崇道教，认老子为李唐先祖并加封为玄元皇帝，一帮侍从之臣制造出众多“祥瑞”事件，为皇家“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服务。再住前捯，《史记》提到的夏商周王朝统治者家族历史的神奇传说且不论，历代的谣言数不胜数。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先是设计了“鱼腹藏书、野狐夜嚎”的桥段，坚定起义队伍的信心；汉高祖刘邦号称斩白蛇起义；汉末黄巾军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谣言，都成为史书上信而有征的记录。
黄博在《如临大敌》结语中提到了“历史的听觉”和“历史的听力”概念，在笔者看来，听觉是听到看到的史料，听力则是在史料基础上的深度分析与认知，两者是递进的关系。黄博努力在听力方面有所精进，从细碎芜杂的历史资料中，搜索着大宋王朝与谣言之间的关联。从讲故事角度而言，《如临大敌》用丰富的细节和绵密的笔法，讲述了一段有料有趣的历史，众多人物和密集事件都围绕1054年北宋王朝的谣言恐慌展开，读来饶有趣味。
故事从北宋政府和四川地区人民对甲午年必将大乱恐慌的根源说起。从934年孟知祥据蜀、994年王小波和李顺起义，上溯到214年刘备得蜀，甲午年的四川给人多事之秋的感觉。这种历史的巧合在民间玄学的解读下，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影响所及，上至皇帝下至黎庶，都对即将到来的1054年产生了恐慌。
除了历史的影响，1054年之际可能会造成四川大乱的现实因素，也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比如豪酋侬智高的叛乱、白头翁吃人和会飞的帽子谣言、超新星SN1054横空出现，都从不同层面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心理。作者分析称：“甲午再乱谣言的产生，是传统的宿命论、阴阳五行思想、四川地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古代另类的舆论表现形式交织而成的结果。看似偶然的甲午再乱谣言突然产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其后数年朝廷政局的发展与民间社会的运转。”纷扰的世事叠加历史烘托，固然是谣言造成恐慌的可见因素，但明明被历史多次证伪的虚妄谣言，何以阴魂不散贯穿中国历史乃至于科技昌明的当下呢？
作者认为：“事实上，谣言的兴起与传播并不是天意，实际上反映了人心。它的出现以及短时间内的风靡天下，并非神秘主义逻辑下的天心难测。谣言恐慌是社会舆情最直观的反映，是民意最简单粗暴的表达，也是底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一种成本最低的手段。”通过对1054年前前后后的细节梳理，在黄博看来，“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人对于甲午再乱谣言的应对与利用，展示出一幅鲜活的北宋中期政治与社会的画卷。”朝廷在这个过程中担心害怕而力求息事宁人;地方官员则接受了一场执政能力的考验;地方士绅则乘机积极参政议政。面对谣言，社会各个阶层均以不同的立场和着眼点成为谣言恐慌的参与者。
孔飞力在《叫魂》中对妖术大恐慌成因的分析与黄博异曲同工。孔飞力从浩繁的清朝档案中抽丝剥茧，将种种条件进行了有序梳理，涉及多个案件的始末、盛世时的经济状况、《大清律历》有关妖术的律条、中国民间对身体与灵魂的认识、官僚体系、官员考评制度、皇帝与官员权力的平衡等方面，对妖术大恐慌形成过程中，社会各关键环节所处的位置、特殊的心态、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分析，形成了多维度的立体概念。结尾又集中从君主、民众、官僚等层面，对妖术大恐慌和大清剿的形成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读，君主的真实与幻影，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是对不同主体在此事件中特点的形象概括。
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对“公意的形成”进行了论述：“新闻和真相根本就是两回事，且我们必须对两者做出明确区分。新闻的作用是就某一事件向公众发出信号，而真相的作用是将隐藏的事实置于聚光灯下，在不同的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并绘制一幅可令人对其做出反应的现实图景。只有在各种社会条件呈现为可感可触形态的情况下，真相和新闻才会协调一致，共同服膺于那些范围极其狭隘的人类共同兴趣利益。”这虽然是对基于民主制度下的新闻与真相之间关系的探讨，但对历史上谣言与真相之间的关联也基本适用。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总结了社会群体心理形成的三点主因：心理趋同、情绪感染、心理暗示。可以说，寂寞与无聊是人类群体的生活常态。无事生非、无中生有，装个巫婆神汉，造点谣扯个谎，引得乌合之众跟风起哄、添油加醋，在历史与现实中屡屡上演。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可见到一些似是而非、胡编乱造的说法短时间内席卷社会，需要社会各界付出很大努力才能消除，当人们恍然大悟的时候，会对当时成为谣言的信奉者和传播者感到羞愧，但在下一轮谣言来临时，普罗大众仍缺乏免疫力。正如勒庞的分析，在群体中，具备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抵挡情感暗示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易于在趋同的洪流中迷失。
谣言止于智者，但智者在生活中毕竟太少啦！在谣言的洪流中，社会公众总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循环往复没有止息，这是历史的真相，是现实的真相，是谣言历久弥新的真相所在。
非虚构历史作品毕竟不是小说，在讲生动故事的同时，能总结出一些对历史的独特洞见，更能体现作品的价值。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变》中围绕王安石变法，通过史实分析与合理猜想，从人物身世、性格、立场、心态等角度，打破历史人物墓志铭式的刻板印象，挖掘政治人物的悲欢行藏，书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刘子健先生在《宋史测度》中，通过对包容政治“彼此包容、互相推诿”的分析，认为包容政治是宋代相对长期稳定的原因。和《叫魂》《万历十五年》相比，《如临大敌》更注重挖掘历史细节烘托故事主题，但对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机制分析、谣言与北宋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由谣言恐慌引申出的北宋社会规律性分析尚嫌不足。
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所讲述的甲午再乱的谣言故事其实在历史上未必是一个真正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史有明文的，但整个故事的开端、过程与结局，都是我主观上处理史料的结果，即这是一个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梳理、筛选以及重新编排之后讲述的故事。也许，这不过是甲午再乱谣言众多说法中的一个当代版本罢了。”这是作者真诚且清醒的表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行途径。但也难免陷入误区，在史料梳理中，如果许多事都朝着预设的结果去推演，即使努力做到分析严密、逻辑合理，仍难免斧凿的痕迹。
非虚构历史写作是个坑，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戏说与游戏的陷阱。作者需保持“如临大敌”的谨慎与戒备，在历史的严肃与通俗的讲述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如临大敌》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1054年的谣言恐慌为主题，从繁杂的史料中抽出相关的细节，讲述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并梳理谣言恐慌形成的因素，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